如果没有法学界的积极参与，没有法学界与教育学界的互相支持，实现高等教育法学在学科上的破磊融合，那么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后劲可能会不足。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至于国家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则不仅表现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诸方面，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制定及其政府的具体施政过程中。

注释: [1]在词义和形式上，依宪治国和宪政并没有区别，都是指国家公权力的组织和运作由宪法规定，执掌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必须依宪法行使公权力。因为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完全适用国家硬法。因此，党要坚持文明执政、廉洁执政，就必须下决心实行宪制和法治，依靠宪制和法治反腐、通过宪制和法治根治腐败梁凤云：《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问题研究——基于立法和司法的考量》，《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9]成本收益分析当前已经被普遍用作分析法律制度合理性的方法之一。修改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纳了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维持决定情况下作共同被告的方案。任何一个数据片断都能成为暴露和识别用户的线索，甚至生活中的能源使用情况都能揭示个人的日常习惯、医疗条件和非法行为等。

或者说，大部分个人信息的公开和记录都不是真正自愿的，但个人信息传播却是我们过上正常生活的必要前提。这就意味着，前述立法对隐私信息采用了动态的界定方式。虽然隐私共享难以区分公益与私益，但基于公共利益强制搜集个人信息具有显著的特征。其中，敏感信息属于隐私的保护范围，一般信息则可进行商业化利用。

这一变革在立法上的实践由美国《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完成。后来，这一权利为多国的数据保护法明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亦有类似规定。

德菲利皮斯用信息关系来描述与他人分享非公开信息的个人关联，并用相互关系一词来代替传统的隐私概念，可谓贴切。这表明，法院通过隐私权来保护个人信息，非但不是实践落后于理论，恰恰相反，是实践在检验和修正理论，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显然，相对隐私概念对隐私公开采取了相对标准，现实基础则是信息社会下隐私信息的必要共享。同样的立场亦为杨立新教授所秉持：隐私信息一旦公开，就不再具有隐私性质了。

所以，未来立法不必规定被遗忘权。进而，应如何确定具备合法性的隐私信息的财产归属？基于信息控制论的影响，一种主流的意见认为，用户享有隐私信息上的财产利益。围绕他人的正当使用义务，信息主体享有访问和更正权。在此背景下，重拾隐私概念的关系维度势在必行，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在比较法上应运而生。

此种个人信息具有他为性，他人也同时负有正当使用的义务。作为消费者的信息主体的活动范围越大，其隐私信息便为更多的人所拥有。

第三，基于公共利益的隐私共享。虽然知情同意规则并非毫无用处，但已从原则变成了例外。

事实上，认为由用户享有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也不堪一击：其所谓的经济分析论证，只是简单地在用户和网络运营者之间，就数据财产化利益进行了一次非此即彼的决断，赋予了用户个人以个人信息财产权，却排斥了数据从业者应有的财产地位和利益诉求。在王菲诉张乐奕侵犯其名誉权、隐私权案中，法院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公民为了交往的需要，常常主动将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告知他人。例如，虽然教师的电话号码已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共享，但若电信公司将其泄露给广告业者，亦构成隐私侵权。在信息关系条件下，被信息主体披露的信息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德国学者更是直言，秘密和公开这两个概念，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这种对立包含了大量的互相重叠，这便导致了秘密和公开的相对性。杨立新教授将涉及两个以上自然人的隐私称为相关隐私，并认为其构成人格利益的准共有。

然而，对隐私信息事先的静态界定的科学性值得怀疑。例如，张鹏教授指出：当事人可能允许相关个人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但绝不会允许无条件的任意使用，因为那意味着将自己的某件隐私不加限定、不加区分地绝对公开在全社会面前。

这种控制体现为对具体交往环境的影响，并作用到社会关系的相对人，最终使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本人的预期相一致。二是经由合同、行政等行为进入陌生人关系的隐私信息。

与他人分享个人信息，是现代生活的前提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以知情同意为框架的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在大数据盛行之前即已长期陷于严峻的执行困境。

我国立法应在比较法的视角下充分借鉴相关立法的经验和教训。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4）对姓名或肖像的盗用。此种信息关系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有着根本不同，不仅被交换的信息数量惊人，这些信息亦具有普遍性，并导致（人对其之）依赖性

个人信息的保护非私法所能承受之重，通过刑法等公法手段予以保护必不可少。因为隐私信息在第一次对外传播时，信息主体即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根本不可能知道信息传播的范围，亦无从对需求者作出同意的表示。

因此，与其把相互关系想象为创造关于秘密信息的‘封闭箱子，我们更倾向于将其看作铸造我所称的‘关系环或‘关系链的信息关系类型。（一）隐私概念的时代传承 隐私第一次成为法律概念或权利始于沃伦和布兰代斯发表于1890年的论文《隐私权》。

法院认为，宪法第四修正案并未禁止从知悉信息的第三方主体获得信息，即便披露此种信息存在被用于有限目的以及第三方不会背叛的信赖之假定。该观点以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为基础，构建起独立的个人信息权理论（以下简称独立权说）。

依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披露隐私是否受保护仍然涉及哈伦法官所说的两个要件：一是主体在主观上存在隐私期待，二是隐私期待在客观上系属合理。个人可依据自主决定的价值与尊严，自行决定何时及于何种范围内公开其个人的生活事实。密苏里州的YG. v. Jewish Hospital案、佐治亚州的Multimedia WMAZ, Inc v. Kubach案亦采纳了有限隐私理论。（一）隐私判断的现代难题 一般认为，个人信息按其敏感度的不同，可分为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

后者涉及隐私风险的客观评估，即数据使用人须就数据利用对个人的影响、涉及个人数据再利用的行为进行正规评测。对隐私期待的社会认知存在不同程度的细微差别：个人在既定语境中期待的隐私的事实，不完全或不绝对使期待成为法律上不合理的事情……‘一个人能被其他人看到的纯粹事实，并不自动意味着他或她能合法地被迫服从于被任何人看到。

这种隐私观把隐私作为个人对抗世界的工具，隐私或者是绝对私密，或者是完全公开。一般认为，隐私是未公开的秘密，一经公开，隐私就消亡了。

第三方理论同样主张，个人信息在主体自愿移交给第三方时即已丧失合法的隐私期待，从而不再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能够直接识别的敏感信息可以脱敏，成为可间接识别信息，从而进行商业利用。